我的大学

  我是1979年春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广播电视大学学员,当时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,后改为天津市广播电视大学,我读的是天津市警备区教学班。自1979年2月开学到1982年2月整整三年为理论学习时间,半年实习后于7月份毕业。回想起那段时光,总让人感到充实、满足,惬意无限。

  自1960年代末期,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停止招生,广大初高中应往届毕业生纷纷奔赴农村广阔天地,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运动之中。上大学,成了一代青年人的奢望,1974年春节前高中毕业的我自然是回到生我养我农村老家,开始投入到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实践活动之中。

  劳动近一年后,我有幸参军入伍,来到天津警备师服役,在此一干就是二十一年,天津理所应当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。

  1979年春节过后,中越边境剑拔弩张,战事随时爆发,全国、全军进入战备状态。我所在部队当然也在忙活战备之事,当时我是管理排长。

  2月初,大概3号或4号,政治处干事崔米找到我,问我有个上大学的机会去不去。开始听说是电视大学还有点犹豫,经崔干事介绍后才知道:该学为大专学历,学习专业为电子专业,学期三年半,全脱产在校在职教育,属于全日制学校与普通高校同等待遇。“好!去!”我爽快而高兴地答应了,我们单位就崔干事我俩报名,他负责请示领导、报名对外联络,我负责考前复习准备工作,因时间紧,我们就准备了两个晚上,2月4日(星期天)匆匆参加天津地区统一考试,经过一天的紧张考试,星期二下午就有了消息,最终有16人在近百名参考的干部和优秀士兵中脱颖而出,崔干事考得第一名,我也名列前茅,经领导同意后,我们将手头工作进行了交接,匆匆前去报到。

  那天报到的学员共计16人,来自全警备区各个单位,14名干部和2名待提干的优秀士兵。后来因各种原因一名干部退学,又增补一名士兵。我们16位一起学习,一起生活,团结互助,相互激励,并肩奋战三年半,全部顺利完成了学业,走向了不同的战斗岗位,为部队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  第二天开课前举行了简单的开学典礼仪式,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、宣传处长、辅导员到场出席并进行了动员讲话。我记忆犹新的是领导讲话的开场白:“我们都是军人,大家都知道,当前战备形势紧张,事态如何发展,难以预测,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。一是当战事需要我们时,我们就停课上前线,保家卫国;二是如果战事不需要我们,就要安心学习,取得好成绩,毕业后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。”短短几句话却有着强大的力量,激扬着大家的斗志。

  我们的学习形式通过远程电视直播集中学习,一般上午课堂学习,下午自习做作业。第一学期三门课,高等数学、高等物理和英语。授业老师均为全国名牌大学的教授、讲师,至今想起,老师们的音容仍然亲切,他们美好的师德师风形象依旧值得敬佩,而他们课堂里讲授的知识、技巧更使我终身受用。

  我们这批学员,年龄相差十来岁,文化基础知识参差不齐,且在部队多年没接触书本,文化功底可想而知。学校考虑到这些情况,为我们配备了辅导员,有196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、后任警备区政治部干事的石树江,担任我们的老师兼教学班负责人;部队大学刚毕业的宣传干事董和平为英语辅导员,老三届中学毕业的学员崔米数学功底扎实,兼任我们的数学补习辅导员。我们一边学新课,一边补习旧短板,一路跟头马趴,艰辛前行。

  那时,我们的学习是认真自觉的,对知识渴望如饥似渴的,上课认真听讲,下课认真复习做作业,不懂的认真请教,相互学习,相互探讨,每一问题力争弄懂弄通,英语单词更是每天必须背诵当天所学。那时,没有应付、没有抄袭、没有替考、没有自欺欺人,没有弄虚作假。每多得一分,取得一点成绩,均是刻苦努力、砥砺奋进的结果。

  教学班里,都是年轻人,小的二十二三岁,大的三十出头,在繁忙而紧张的学习之余,我们也有丰富的课外活动。除每天保持的部队早操的习惯外,我们打乒乓球、打篮球,纾解着学习压力,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。我们石家庄籍的四名学员,分别来自原籍平山县的黄彤军、张平海,无极县刘文东和行唐的我,不同的部队,不同的职业,却有着同样的爱好和兴趣,积极向上,不甘落后,学习生活几乎形影不离的我们,曾被其他同学羡慕嫉妒,笑称我们为“”。

  毕业后,我们都回到了原部队,根据部队需要多数学员进行了职务调整,大家均在自己的岗位上厉兵秣马,展现着军人的风采。

  四十年啦,在毕业后工作中,每每填写学历时,在第一学历和毕业学校及专业栏里,都会认真而自豪地填写上:大专,天津广播电视大学,电子专业!